趙國鵬

　　1943年夏，賦閑在家兩年的羅家倫，以團長身份率西北建設考察團前往西北考察。7月23日，考察團來到了張掖。在當地官員士紳的陪同下，羅家倫一行登臨城內的五云樓。極目向南，遠處是白雪皚皚的祁連雪峰，近前是豐收在望的麥田和滿耳鳥鳴的蘆葦蕩。此情此景，在江南文化熏陶下長大的詩人羅家倫不口占一絕似乎有些說不過去，于是就有了“綠蔭叢外麥毿毿，竟見蘆花水一彎。不望祁連山頂雪，錯將張掖認江南。”的詩句。

　　史料中沒有記載當時在場的張掖人的反應，但可以想見，把張掖比作江南這一獨特的視角，加上詩人特殊的地位，一定讓他們興奮不已。從那以后，這興奮的余波在張掖大地上蕩漾了80多年，直到今天，這首詩的后兩句，仍然是描述張掖的文章中引用率最高的詩句。每每遇到外地人，張掖人都會自豪地說：我們張掖是“塞上江南”。

　　作為土生土長的張掖人，我也曾在視聽作品中多次引用過這首詩，也曾多次被這興奮的余波激蕩。但久而久之，總有一些隱隱的不安透露出來。就像明知道是贗品，還在不斷地夸耀一樣。

　　羅家倫有詩人的感性，同樣也有知識分子的理性。“錯將張掖認江南”終究是“錯”字在先。

　　實際上，在羅家倫之前的漫長歲月里，中國傳統詩歌的語境里，張掖乃至西北，是固化已久的邊塞苦寒書寫。

　　僅以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岑參為例。他曾兩度出塞，歷任安西和關西節度判官，扎扎實實在西北邊塞生活了6年，創作了81首邊塞詩。在他的詩中，張掖和西北是“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的荒蠻之地；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的風沙肆虐之所；是“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的苦寒邊陲。在他的詩中，這片土地是“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的生死戰場，是“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的悲苦記憶。有心者統計，在岑參的邊塞詩中，63首中含有顏色，而其中白色系詞使用了90次，占顏色詞總數的45.69%。寒冷、渺遠、蒼茫、孤寂……張掖、西北的形象就在這些白色系的詞匯中被塑造、被固化。

　　其實，張掖和西北的形象固化，不僅僅來自于岑參。連那些從來沒有到過西北的著名詩人們，同樣作出過貢獻。李白說：雖居焉支山，莫道朔雪寒；王昌齡云：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王之渙吟：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連禪意滿滿的王維也深情地安慰遠赴西域的朋友：絕域陽光道，胡沙與塞塵……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詩是流傳千載的好詩，但在那個沒有抖音、沒有微信的年代，在那個交通靠走、通訊靠吼的年代，這些詩成為了內地中原建構張掖和西北形象的主要途徑。直到今天，仍然有人相信張掖人是騎著駱駝上班的。

　　然而，當我們稍微從更深的層面上去思考，就會發現，對張掖形象的固化不僅僅是詩歌文本書寫的結果。    

　　比如山水畫。

　　筆者在上學時曾隨曹文海先生學習過傳統山水畫（天資愚鈍，后來放棄了），其間有一個事情曾經困擾了我很長時間。在我練習的中國山水畫傳統技法中，幾乎沒有一種技巧可以用來描繪西北的戈壁大漠、雪山草原。后來接觸了一下中國繪畫史，似乎對這個問題有了一點點了解。

　　在《歷代名畫記》中，唐代188位畫家僅3人來自河西走廊；北宋官方收錄畫家231人，僅4人明確籍貫屬秦嶺以北（如范寬為陜西華原人）。至元代夏文彥《圖繪寶鑒》記載的元代畫家540人中，陜甘籍僅占比2.3%。而到了明代，《吳門畫派》全部集中在蘇南。盡管范寬以一幅《溪山行旅圖》名垂畫史，開北派山水之宗，但在董其昌“南北宗論”中卻被歸入李成體系淡出了中國美術史的核心敘事。“元季四家皆浙人，吾朝文沈則南直隸血脈”（《畫禪室隨筆》），將地域血統抬升為藝術合法性標準，本質上將秦嶺以北畫家排除在“正統”之外。《畫筌》所言“江南以韻勝，秦隴以骨勝”的二元對立論，將西北美學簡化為“粗礪”，否定了其參與筆墨精微演變的資格。顯而易見，這種創作主體的地域集中，導致西北地貌從未進入主流藝術視野。尤其是謝赫“六法”提出“氣韻生動”，將氤氳水汽視為東方水墨傳統最高美學標準時，水墨暈染、煙云留白的“正統”技法，在面對西北山水的蒼涼悲壯時，只能陷入“技術性失語”。

　　《何以青綠》作為新國風潮遍全國的時候，靜默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之間的張掖，應該做何感想？

　　事情似乎并不僅是山水畫題材這么簡單，深究下去，這竟是一個要牽動整個中國審美體系變遷的宏大命題。這個話題交給專門的研究者吧。

　　我只概括地表達一下自己的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講，“江南”在中國式審美中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等級的象征。在面對主流審美標準的“江南中心論”時，“塞上江南”就是典型的弱者心態。這樣的弱者心態在西北大地鋪陳了一地，延續了千年。當代張掖旅游宣傳大量沿襲“不望祁連山頂雪，錯認張掖作江南”標語，本質是將文化獨特性兌換為經濟效益的策略性妥協。這種對80年前舊詩話的路徑依賴，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后發地區在全球化中缺乏文化定力的焦慮。

　　歷史總會有一些改變。

　　轉機出現在視覺消費的民主化時代：當年輕人不再迷信“黃山歸來不看岳”，當短視頻平臺開始流行“廢土風旅拍”，當更加注重生命體驗的個性化旅游代替組團看風光的大眾旅游的時候，當甘青大環線成為中國旅游熱寵的時候，張掖終于等到不穿“江南馬甲”也能出場的時刻。

　　在短短二十年時間里，寸草不生的張掖丹霞火遍全世界的例證，已經揭開了張掖迎接世人審美改變的序幕。

　　去年初秋的一天，我和朋友在返回蘭州途中，延明長城北側驅車10公里，到達了硤口古城。彼時剛下過雨，濃霧升騰，戈壁灘上，蒿草叢生，羊群在靜靜地吃草。雖然從小生活在張掖，但那一瞬間，一種奇異而強烈的感受如鐵錘般擊中了我的內心。匈奴的悲歌、蒙古的鐵騎、粟特商人的駝鈴、大漢使者的腳步……仿佛都從天而降。那是一種完全無法替代的潮水般洶涌的審美體驗。那一刻，“錯將張掖做江南”的詩句顯得無聊而軟弱。

　　我想起一個曾經在山丹拍攝紀錄片的杭州同行，在朋友圈里的幾句話：當江浙滬還在為“圍爐煮茶”的版權爭執不下時，張掖人在火光熊熊的炒拔拉爐子旁感嘆：我們窮得只剩下兩千年歷史的長城當背景了；當一二線發達城市的人為房價起伏焦灼不安的時候，張掖人說：看，我們的能見度是一百公里外的祁連山……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感謝羅家倫先生，盡管“錯認江南”的修辭削弱了西北的主體性，讓張掖淪為中原文化優越論的注腳，但他仍然首開了民國時期“邊疆江南化”詩歌范式，挑戰了固化千年的邊塞苦寒書寫。

　　真正的自信一定來源于對滋養了自己的本土文化深刻的理解之上。

　　大佛寺檐角的風鐸，黑水國的殘垣斷骨，馬蹄寺的洞窟疊影，長城褶皺的古老秘語，七彩丹霞的火焰紋章，大馬營草原的萬馬奔騰，平山湖大峽谷的裂土詩行，北部大漠的日升月落，黑河濕地的鶴鸛齊鳴，康樂草原的牧歌嘹亮……3.8萬平方公里的張掖大地，每一捧土里都埋藏著迥異于江南的美學密碼。

　　張掖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否認與江南的歷史性邂逅，而在于將這場“錯認”轉化為主體的覺醒時刻。唯有如此，張掖才能擺脫“他者化”的宿命，成為霍米·巴巴筆下的“第三空間”——既不臣服于“江南中心主義”，也不沉溺于“地方本質主義”，而是在文明接觸的裂縫中，生長出獨屬于自己的美學價值。

　　如此，我們可以自信地說：張掖不是江南，張掖何必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