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賀紹俊（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付秀瑩愛自己的家鄉，家鄉也饋贈她豐厚的文學。她攜帶著家鄉的泥土芳香一路走來，在她的文學田野里搭建起一個充滿煙火氣息和人間溫馨的“芳村”。從《陌上》到《野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付秀瑩深情地講述著芳村里的人和事。她講述的是普通農民日常地過日子。在她的講述中，芳村里的家長里短、柴米油鹽，還有院里的雞和屋里的娃，都變得生機盎然、活色生香。她先是在《陌上》以主人的姿態熱情領著讀者來到芳村串門，傾聽兄弟姐妹們的嘮叨，也分享他們的喜怒哀樂。接著到了《野望》，她則是“深扎”到一戶人家，陪著翠臺一家人度過了一年的歲月。在這一年里讓我們看到，鄉村人家在新時代精神的潤澤下是如何將日子過得越來越精彩的。

　　作家采取的是典型的日常生活敘述方式，她的句式是短促的，這使她的敘述很像是在與親人絮叨嘮嗑，具有濃郁的日常性和人際交流的親切感。不得不佩服付秀瑩的敘述能力，她這兩部小說都是在講述芳村的家常事，看似平平淡淡，沒有什么戲劇性沖突，卻是有滋有味。仔細讀了付秀瑩的小說，才明白這還不完全是由于她的敘述能力強，更由于她對鄉村的日常生活有感情、有體會、有思考。付秀瑩的思考始終貼著鄉村的倫理精神而展開。鄉村是以家庭為中心的生產生活方式，血緣和地緣是農民進行人生價值判斷的兩大基礎。以血緣和地緣為主調的鄉村倫理精神就像黏合劑一樣協調著鄉村人際關系。付秀瑩在《陌上》這部小說中將此表現得十分充分。而在《野望》中，她則是對鄉村倫理精神作了進一步的思考。她思考的重點是：在新時代和新生活的背景下，鄉村倫理會面對什么樣的挑戰，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付秀瑩專門挑選了翠臺一家為代表來看鄉村的變化。翠臺一家是很普通的一家，丈夫根來是一個老實本分且很勤勞的農民，他養了十幾頭豬，是村里少有的幾個養豬專業戶之一。翠臺里里外外地忙著，既要操持好家里的一切，還要關照好公公婆婆的生活。兒子大坡、兒媳愛梨和孫女一家三口和他們住在一起，其樂融融。小說的開頭正是小寒節氣，芳村的家家戶戶都在熱熱火火地準備過年。小說的主人公翠臺出場了，她像往常一樣吃罷早飯要到她爹那邊的院子里去。但她爹的一句話，才讓人們了解到，看上去像往常一樣的翠臺其實心里藏著焦急的事，她的兒媳婦因與兒子拌嘴竟連夜帶著孩子跑回娘家去了。這看似無非小兩口拌嘴的小事，付秀瑩卻將其寫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這一切又都是貼著日常生活去寫的。一方面，翠臺擔心兒媳婦一生氣不回來過除夕了，另一方面，要請誰去勸她回來才合適也頗費思量。這對一個農村家庭的主婦來說，都是關乎情面的事情。如果兒媳婦過年沒回來的話，這會讓全家在村里顏面盡失；至于請誰去勸，則涉及關系親疏、作用和影響的大小等問題。該請的人都請了，翠臺還專門去廟里燒了香，但對方絲毫不聽勸。翠臺正一籌莫展時，兒媳婦卻主動打電話給她丈夫，讓丈夫接她回家，全家仿佛啥事也沒發生過似的，高高興興地準備過大年。回家與不回家，其實背后都是鄉村倫理在起作用。

　　說到底，這不過是一樁小家事，付秀瑩卻將其寫得風生水起、有滋有味。這是因為她懂得滋潤鄉村日常生活的活水在哪里，看似瑣碎的日常生活敘述并不令人讀來有枯燥感，就在于她順著這股流淌著的泉水去寫，讓敘述富有濕漉漉的靈動性。這股泉水其實就是鄉村倫理精神。因此可以說，付秀瑩在《野望》中延續了《陌上》的主題。但在《野望》里，鄉村倫理精神的這股泉水跳蕩得更加活躍了，時不時地掀起了小浪花。這是因為農村不斷發生新的變化，不斷涌入新的材質、新的現象。就像這次翠臺的兒子和兒媳鬧出的小風波就是因為年輕人有了新的生活追求，他們也不會像長輩那樣習慣于在傳統倫理要求下約束自己的言行了。付秀瑩在這部小說里就是要表現出，當農村面對新時代和新變化時，鄉村倫理是如何處理日常生活矛盾的。鄉村生活看上去平平靜靜，其實不斷有新的東西在叩擊著人們的內心，讓人們內心泛起漣漪。當鄉村的日常生活中加入了越來越多的新觀念、新習俗時，鄉村倫理關系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否則人們面對新的東西會“消化不良”的。比如翠臺的婆婆看到老牛他娘要聽自己媳婦的遣使時，便感慨“多年的媳婦熬成婆”這句老話如今不靈了。有意思的是，她是當著翠臺的面說這句話的，突然意識到給媳婦說這話不妥當，“忙裝著往灶膛里添柴”來遮掩過去。從這個小細節就能看出，鄉村日常生活悄悄地發生了變化，老人一邊抱怨現在的媳婦不聽婆婆管了，一邊又不敢在自己的媳婦面前耍婆婆的威風。付秀瑩選擇翠臺這樣一位普通農村婦女作為主角，是從細微的角度來表現現實的新變化的。新變化不僅是宏大的工程，而且也滲透在日常生活的油鹽醬醋之中。翠臺這一年來沒少經歷疑惑和煩惱，大多都與她還不適應新變化有關。她的女兒就令她越來越難以琢磨。比如女兒的手機不讓她看，說這是隱私。又比如她本來指望女兒讀了大學能留在城市，給全家增光，卻沒想到女兒表示畢業后要回到芳村，這真讓翠臺完全看不懂這個世界了。可是，翠臺并沒有被接踵而至的新東西弄得“消化不良”，這是因為在鄉村倫理中增添了很多的“益生菌”，幫助翠臺有效地將新東西吸收到日常生活中。這“益生菌”也許是女兒從學校和城市攜帶過來的，也許是村頭那只大喇叭傳遞過來的，當然更應該是為丈夫養豬分擔了風險的合作社政策頒布過來的。“益生菌”讓鄉村倫理更加完善，也更加和諧。

　　付秀瑩在《野望》中的時間設置十分講究，她以中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作為小說的時間節點，演繹了芳村一年的光陰。小說講述的故事分明是當下現實的，卻又模糊了現實時間的具體所指。可以說，付秀瑩采用的是芳村特定的時間，一方面，芳村人在心理上還遵循著傳統的時間理念，另一方面，芳村的現實又緊隨著時代的節奏。付秀瑩便是在這樣的情境中去書寫鄉村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仍然像一條平淡的河水，然而新時代的變化就像糖溶入了水中，我們品一品付秀瑩的敘述，就能感覺到絲絲甜味。